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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改革
信息来源:《知识窗》杂志官方网站 发表时间: 2018-6-15 阅读数:79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经过30多年的努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由于教育理论受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高等教育改革的体制困境无法突破,大学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理论受行政化和官本位的影响,高等教育改革完全由政府主导,在行政权力支配下,大学面向政府部门办学。基于此,有必要重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为基础,重新审视改革过程中教育理论与改革理论的匹配度,对高等教育改革本身进行改革。

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改革理论;重启改革;思想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习惯性地强调统一思想,这种行政命令似的要求,其初衷是为了凝聚共识,但事实上,统一思想既不可能实现,也完全没有必要。“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由于改革必然涉及利益,一旦涉及利益,就会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而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实现思想的高度统一是不可能的。根据经验,政府能够统一的只有主流媒体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舆论,而不可能是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利益多样的时代,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不论采取怎样的方式,都己无法实现思想的统一。尤其是对于教育改革这样一种几乎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复杂事项,要想统一人们的思想,更属天方夜谭。而且,一旦过度强调统一思想(政府文件中甚至常常要求‘思想的高度统一’那么,与之相伴的便是运动式的思想动员,逐层逐级的文件颁发、大大小小的会议动员、铺天盖地的报道、形形色色的官话套话便会接踵而至。迄今为比教育改革舆论工作的效果表明,所有这一切,除了容易引起人们心理上的逆反情绪外,不会在提高人们对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方而有任何实际意义。”任何时候,真正的改革都必然会而临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紧张和对抗,高等教育改革也不例外。一项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张,如果没有人赞成,当然不可能成功,但如果所有人都赞成,没有人反对,间接说明这项改革没有什么意义。改革过程中,如果真的只有一个观念或一种理念作为指导,缺乏具有竞争性的观念与之抗衡,所谓的高等教育改革极可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而只是对于政府相关政策或法律的执行;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而不是自主的改革。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上,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是失败。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尊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能任由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高等教育制度。

无论基于认识论哲学还是政治论哲学,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都与思想的繁荣密不可分。一个活跃的思想市场是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思想贫乏或不自由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大学,也不可能成就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从历史上看,德国柏林大学在19世纪的崛起不是偶然的。洪堡为柏林大学所做的顶层设计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其主张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里德国著名哲学家如康德、谢林、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关于大学或高等教育的思想,正是这些哲学家关于教育的理论为当时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从而成就了柏林大学的辉煌。20世纪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同样如此。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是知识的事业,高深知识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材料。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也就是对于高深知识的改革,而高深知识本身即是思想世界的一部分。“所谓思想世界类似于卡尔·波普尔描述的‘第三世界(world 3)',它包括人类对其自身、对自然和社会本质的认识的结晶。一方,由于高深知识的复杂性,高等教育改革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少有固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另一方而,由于思想的可分享性,高等教育改革又相对简单,对很多大学而言,只要选对了方向,再曲折的道路都不是问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伟大的大学也需要时间的积淀。高等教育改革的魅力就在于依靠思维的力量使大学在思想世界的自由竞争中得到公认。

中国需要的是基于自由的思想市场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以自由的思想市场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舞台,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本身必须是为了高等的教育而不仅是为了改革。在思想市场上,真正为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教育理论和改革理论之间保持平衡,或教育理论必须与改革理论相匹配。“教育理论包括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论。变革或者行动理论关注的是,未来实施这种教育理论,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战略措施和机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变革理论,无论这样的理论如何不清晰、不适当或者不发达。除非有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作用,不然教育的变革不可能真正走向深入。单纯基于教育理论的改革容易流于空谈,缺乏可操作性,为教育而教育;单纯基于改革理论的改革容易流于形式主义,缺乏思想性,为改革而改革。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如果教育理论“弱”、变革理论也“弱”,所谓的改革将形同“放任自流”;如果教育理论“强”而变革理论“弱”,改革将只能是“浅层变革”;如果教育理论“弱”而变革理论“强”,结果就是“为变革而变革”;只有当教育理论“强”、变革理论也“强”时,才能实现“深层变革”。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强”的教育理论与“强”的变革理论相匹配呢?这只有借助于自由的思想市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由于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以及政府的过度控制,通常是变革理论“强”而教育理论“弱”。在变革理论方而,高等教育改革在政府的主导下基本移植了我国经济领域的企业改革模式;在教育理论方而,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注重热点问题和学科建设,至今未发展出有价值的教育理论。30多年来,无论是理论要点的研究还是思想体系的建设,由于过于强调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谓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意味着它既不是政治教条的推演,也不是哲学观点的堆砌,而是有着深刻的道德目的或思想性。30多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无论是“文化素质教育”、“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制度”还是“高等教育强国”,都很难称之为有价值的教育理论。与其相关的改革只局限于以简单的口号表达一种美好的发展愿景,缺乏丰富的思想性和道德价值。“没有道德目的的思想和观点一毛钱一打—多得是,而没有思想或观点的道德目的虽华丽却不中用。没有思想或道德目的的力量是僵死的力量;而没有力量的道德目的或思想则意味着火车永远无法驶出站台。由于变革理论“强”而教育理论“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多是“浅层变革”,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其结果就是,高等教育改革成为一种行政权力的游戏,即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是一个权力机构而非知识的权威,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质关乎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授与应用而非权力游戏。高等教育改革中政府职责的合理定位应该是顶层设计或事后承认,改革的具体实施应该完全交给大学。高等教育改革中,政府如果总是通过行政命令或规章制度直接约束大学的行为,那么改革的前景将相当不妙。“当一个人委派专家去生产关于国家和社会本质、其历史演变以及现实状况的科学知识时,他为这些专家规定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定义和定量来获得结果,这是非常愚蠢的。这与为获得有利于证明人口发展和财富增长的数据,而规定统计局要获得什么样的原始数据和支持数据没有什么不同,都同样是愚蠢至极。m[zs]高等教育改革中,政府如果越姐代庙,以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为借口对高深知识的合法性进行裁决,对思想世界进行控制,那么自由的思想市场将不可能形成,高等教育改革将沦为官僚集团和学术群体进行知识与权力交易的名利场。如果通过改革,只是学者的头衔(各类人才计划)增多了,校长的行政级别升高了,学生的学历提高了,这些恐怕不能被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相反,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恰恰表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更加依附于行政权力,大学和学术正在失去尊严,有背离其宗旨、陷入改革陷阱的危险。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相当的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同样,因为高等教育太重要了,也不能完全交给政府决定。“惰性随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一所大学比一个系更难发生变革;一国的高教系统比一所大学更难发生变革。这样我们就而临了规划的困境:在改革的名义下,规划者创造出系统,但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惰性及大量的僵化事物,从而消弱了大学和系的灵活反应的能力。”实践中,政府可以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发起人或资助者,高等教育改革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或实施者绝对不能是政府,而必须是大学本身。政府如果总是以改革为借口来控制大学,甚至由政府亲自来指挥大学怎样办学,那么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学其实很容易以“反改革”或“假改革”来糊弄政府。“反作用只会产生对立,而改革则需要再度的改革”,表而上政府控制了大学,实质上大学欺骗了政府。有研究发现:“如果制度诱使坏人的数目增加到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则出现向坏人发展的雪崩效应。反之亦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当“假改革”或“反改革”的大学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时,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命运将不可避免,于是表而上轰轰烈烈的改革,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受损的既不是政府官员的政绩,也不是大学校长的成绩,而是国家的利益。

在舆论的宣传和学者的解释中,我国几乎每一次高等教育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数次成功的改革最终铸就的是一种接近于失败的高等教育。30多年来,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乏善可陈。在高等教育问题上,政府总是要求并指挥大学进行改革,却从来不改革它自己。“在严格的政府控制下,中国大学越来越善于迎合教育部,而不是提供创新性的研究和教育项目,这种情况与改革前的国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相反,随着政府将大量财力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之中,教育部对中国大学享有着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中国大学一定紧跟着教育部的行政信号转,而对高等教育中新出现的挑战置若周闻。”.门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一切都是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说了算。“如果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思想交流只能依附并局限于官僚化制度的某一部门,那么,假以时日,我们必定不再有自由的观念流动,从而只能有一套观念的科层。具有强烈科层结构的社会网络,不可能‘涌现’思想幂律。30多年来,由于政府的控制,大学缺乏必要的自治和自由;由于自由的思想市场的缺乏,改革成为被计划或规划好的“规定动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其缺陷显而易见,但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管理者对此总视而不见;相反,由于缺乏活跃的思想市场,在利益和权力的驱使下,学者为政府主导的所有改革唱赞歌却几乎成了惯例。在有些学者的心目中,政府总是不可能错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者或思想界应该反对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而是要对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控制所导致的思想市场的缺乏有所反思或警醒。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高等教育改革需要坚持系统思考以实现综合改革,但系统思考不等于全盘计划或行政规划。重启高等教育改革首先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官僚阶层就会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中唯一的活动因素。“政府……的影响,应当只限于总的方针政策。除此之外,就必须由其他学者们插手。”以学者作为主体,自由的思想市场的形成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现转型或重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如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只有一个且完全被政府所垄断,那么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将十分黯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好的高等教育秩序通常是演化的而非规划的,因此要坚决以高等教育的内在逻辑为主来决定改革的方向。“我们不要忘记,每个大学能否健康发展就在于校内由哪些人主持。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学的治理同样如此。“凡有办理大学经验的人都知道,大学的进化很象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对于高等教育改革而言,绝不是改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花样越新越好,更不是政府的资助越多越好。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还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都应该尊重大学或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秉持一种常识理性。由于高深知识的特殊性,大学天然具有保守性。如果少一点长官意志主导的形式主义的改革,多一点学院式的保守主义,对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绝对利大于弊。

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政府通过“决定”、“通知”、“意见”、“办法”等文件来主导高等教育改革,无形之中强化了高等教育而向政府部门办学,从而使得改革本身南辕北辙。“政府部门对于学校的超强控制,己成为妨碍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一个要害性问题。政府部门常常将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及评价者等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导致学校难以真正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政府部门得以对学校超强控制的主要原因;限制政府部门的权力,乃是有效推进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习对于高等教育改革而言,我们只有首先感受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只有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改革,才能准确地表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改革。30多年的改革经验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缺少的不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基层的活力,重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强化大学自身勇于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非政府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思想的开放和市场的放开,而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直到今天总是难以跳出政府的掌心,个中原因,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如说是来自现实的利益纠缠。由于制度本身的巨大缺陷,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己经成为“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的‘特殊利益集团”,此种局而不改,政府的自利性将愈发膨胀,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无论是当前还是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不是要不要改革,我们一直在改革,关键是要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我们需要的改革,这取决于思想市场的价值排序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规划。“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而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断者。”

就重启高等教育改革而言,“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如果没有自由思想市场,任何‘解放思想’的行动都注定要失败”。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只有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观念的高速流动、思想的充分交流,那些有着重要价值的思想观念才能在价值的排序上被凸显出来,从而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单一的思想无法构成市场,再多的思想,如果没有自由交流或交往理性,同样也不能形成市场。思想只有在市场上激烈碰撞和自由竞争,才能丰富我们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认识,只有通过思想市场上教育理论与改革理论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改革者有智慧和勇气突破不必要的禁忌或人为的禁区,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高等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上,不再是行政权力支配高等教育,学术权力将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场域的主宰。只有建立自由的思想市场,充分利用民间的智慧,把大学作为改革主体,把学生发展作为改革目标,才能实现好的有价值的高等教育改革,而不只是一次次“成功的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当前关键是要改革而不能是反改革,是真改革而不能是假改革。经验上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改革有成功、有失败,但理论上高等教育改革才是一个而向未来、不确定情形的博弈过程,一时的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方向要正确。只要选择并坚持正确的方向,有时某些失败的改革比那些成功了的改革可能更有价值。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上,我们不但要思考如何使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成功,还要思考什么样的改革才是好的高等教育改革。只有好的改革,其成功才有意义,如果是一项坏的改革,其越成功,危害反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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